垃圾、厨余、冗余：生成逻辑与治理逻辑

在“你是什么垃圾”的“灵魂拷问”下，垃圾这一城市文明的冗余物，从市民的日常生活中“浮现”出来，被意识，被操心。垃圾及其所代表的冗余范畴自有一套生成逻辑，而垃圾分类事实上也反映着人类在应对冗余时的某种治理逻辑。

作为冗余物的垃圾

大概从人类诞生开始，世界上就有了垃圾，尽管当时产生垃圾的主体并不会将它们认知为垃圾。古老人类的排泄物虽然能滋养大地，却终究是身体机能的代谢废物，它们作为有机肥料的功用，只是农耕经验对垃圾的再利用。在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垃圾始终伴生，不同时代的垃圾有形态、数量、程度上的区别，但它们在被发现再利用价值并被回收再利用之前的原初本质，都是废弃物、多余物、无用之物。

不同的人类聚落形态也产生不同的垃圾。在乡村，垃圾更多地趋向于有机物，它们产生于人与自然的交互，最终也能腐败、分解进而归于自然，进入新的生态循环。城市文明则产生了更多、更复杂、更深程度的垃圾，它们的前身大都是商品，却常常是文明物真正的末路穷途：“如果说，物有一个传记的话，那么，垃圾则是这个传记的最后尾声”。（汪民安《论垃圾》）人类利用、改造、转化各种自然物质，进而生产、消费商品，但当商品的功能性丧失之后，它们大多沦为无法复归自然的垃圾。

在现代城市生活产生的各类垃圾中，厨余垃圾显得有些特别。一方面，它们保留了更遥远时期主流垃圾的有机特征，能够被土地、自然再吸收；另一方面，“厨余”的名谓本身值得玩味，“余”字透露出垃圾的本质——一种剩余、多余之物。厨余就是人类烹饪与餐饮活动产生的冗余，这既是客观物质上的零余物，又是感情色彩上的多余物——作为冗余物的垃圾总是被贬抑、被躲避、被厌弃。

过剩还是不相契

厨余之“余”，给人过剩的直接联想，厨余垃圾确实包括了难以被完全消耗的剩饭剩菜，这是物质丰裕时代量的剩余。与厨余、垃圾相关的冗余范畴也给人数量溢出、多余的第一印象，冗余似乎就是过剩。

但事实上，厨余的更多构成是那些无法被食用的有机物：衰朽的菜叶，口感欠佳的表皮，难以咀嚼消化的骨骼，蕴含有害物质的脏器，甚至是因文化禁忌而舍弃的食材……这些都不是量的过剩，而是可食用性与可口性标准、规则下的筛汰。厨余不仅仅是过剩的食物，而更是无法被人类烹饪—饮食系统所接纳的原料与食材。

作为冗余物的垃圾大都如此。即使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劳动产品高度丰盛的时代，被弃置的垃圾在多数情况下也不是过剩之物，而是不再能被纳入特定标准下功用系统的物品；它们未必丧失了功能，却必定不再具备与特定标准或目的相契合的功用。在此意义上，垃圾，以及更为宽泛的冗余范畴，就不产生于量的过剩，而生成于结构性的不契合。

冗余的这种生成逻辑，也能被朴素而醒豁地表达，比如“话不投机半句多”：这句俗谚揭示了冗余与量的多少无关，只要存在结构性的不相契，即使是微量，也属于冗余。其实，数量的多寡本质上也可以转化理解为与某种结构性标准的相契度：与系统承载量相契就不属于冗余，超出阈值、与承载量不契合就是冗余。如此看来，剩饭剩菜就是与食量不相契的冗余物，在某种意义上，量的过剩也是一种不相契。

在这种生成逻辑下，冗余可以是物，也可以是人。俄国文学中知名的“多余人”出身不凡，却既不愿与上流社会同流，又不能与下层人民为盟，他们不满于现状却又无法改变现状，成为与现实社会格局不相契的冗余。中国五四文人笔下的“零余人”与时代格格不入，与亲友孤独疏远，同样身处一种与周遭世界不相契的冗余境地。

相对的冗余

冗余的这种不相契性，指涉着某种目的性的标准、系统或结构：冗余者总是与特定的对象不相契。厨余垃圾与人类的烹饪—饮食系统不契合，日常生活垃圾与日用品的功用标准不相契，因此冗余总是相对于特定的标准、系统或结构而言的，冗余是相对的。一旦参照物发生变化，冗余可能就不再是冗余。萝卜皮在追求食物精细品质的精致家庭里是厨余，在腌渍佐菜的烹饪实践中却是主材；在西方，许多动物内脏是与饮食习俗不相契的厨余，但在中国，“下水”是许多人喜爱的美食。

垃圾是绝大多数人眼中不合用甚至无用的冗余，但在拾垃圾者眼中却仍具价值。如果说垃圾是文明物的冗余，那么拾垃圾者也就像是人群的冗余。这些在城市中艰难生存的边缘群体，从冗余物的丛林中爬梳价值的残余。那些可以被回收再利用的废品已经与日用的系统、标准不相契，因而成为普通人丢弃的垃圾，但它们却能在垃圾回收处理的专门机构与细分标准下重新获得契合的位置，重拾“合目的性”的价值。